张爱玲心中的理想父亲—许地山

2019-09-20

“言子夜进来了,走上了讲台。传庆仿佛觉得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一般。传庆这是第一次感觉到中国长袍的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。那宽大的灰色绸袍,那松垂的衣褶,在言子夜身上,更加显出了身材的秀拔。传庆不由地幻想着:如果他是言子夜的孩子,他长得像言子夜么?十有八九是像的,因为他是男孩子,和丹朱不同。”

——张爱玲《茉莉香片》

《茉莉香片》是张爱玲以弟弟张子静和她所憎恨的家庭为背景写成的。对于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人和事,张爱玲惯于不发一言,而只在虚构的小说中透出些许蛛丝马迹。在《茉莉香片》中,她想寻找父亲——她将留过学,身着中国长袍、热爱中国文学的言子夜,描写为主角暗暗倾慕的理想父亲。而这言子夜,其实正是张在香港大学求学时有知遇之恩的中文系教授,许地山。(那次美文网:https://www.naci.cc/)

张爱玲说:几千里路,两年,新的事,新的人。战时香港所见所闻,它对于我有切身的、剧烈的影响。

1939年夏天,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大学文学院求学,当时她的中文系教授是受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的排挤而被解聘,后由胡适推荐来到港大教书的许地山先生。

在港大读了两年后,1941年日军入侵,香港沦陷。港大变成了临时医院,张爱玲担任看护,看尽人生百态。不久她返回上海,两年后创作了这篇苦楚的香港传奇——《茉莉香片》。而后世认为,文中的华南大学,就是香港大学,而言子夜教授,就是许地山的化身。

许地山何许人也?

或许你还记得那篇小时候上过的课文《落花生》,它当年可能因为需要背诵而被你嫌弃。而作者许地山的名字,恐怕早已被大家遗忘。

几乎无人知道,这位不爱露锋芒的散文大家,不仅曾是张爱玲的国文教授,还是老舍的挚友,与茅盾等人创立过文学研究会。他在写作散文之余还创作过小说、诗作,翻译民间故事。中国现代小品文最初成册的书就出自他手。

这位通才不但精于文史哲,还善琵琶、通梵文,对宗教研究颇深。可以说,称许地山为民国时期的大家并不为过。

许地山散文

急雨之后,蝉翼湿得不能再飞了。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,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。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,正滴在蝉翼上。蝉嘶了一声,又从树的露根摔到地上了。

雨珠,你和他开玩笑么?你看,蚂蚁来了!野鸟也快要看见他了!

在高可触天的桄榔树下。我坐在一条石磴上,动也不动一下。穿彩衣的蛇也蟠在树根上,动也不动一下。多会让我看见他,我就害怕得很,飞也似的离开那里,蛇也和飞箭一样,射入蔓草中了。

我回来,告诉妻子说:“今儿险些不能再见你的面!”

“什么原故?”(那次美文网:https://www.naci.cc/)

“我在树林见了一条毒蛇:一看见他,我就速速跑回来;蛇也逃走了。……到底是我怕他,还是他怕我?”

妻子说:“若你不走,谁也不怕谁。在你眼中,他是毒蛇;在他眼中,你比他更毒呢。”

但我心里想着,要两方互相惧怕,才有和平。若有一方大胆一点,不是他伤了我,便是我伤了他。

许地山曾说,凡美丽的事物,都是这么简单的。他写着关于蝉和蛇的寓言,关于梨花和老妇人的故事。短短数篇,禅意尽现。

我从远地冒着雨回来,因为我妻子心爱的一样东西让我找着了,我得带回来给她。

一进门,小丫头为我收下雨具,老妈子也借故出去了。我对妻子说:“相离好几天,你闷得慌吗?……呀,香得很!这是从哪里来的?”

“窗棂下不是有一盆素兰吗?”

我回头看,几箭兰花在一个汝窑钵上开着。我说:“这盆花多会移进来的?这么大雨天,还能开得那么好,真是难得啊!……可是我总不信那些花有如此的香气。”

我们并肩坐在一张紫檀榻上。我还往下问:“良人,到底是兰花的香,是你的香?”

“到底是兰花的香,是你的香?让我闻一闻。”她说时,亲了我一下。小丫头看见了,掩着嘴笑,翻身揭开帘子,要往外走。

“玉耀,玉耀,回来。”小丫头不敢不回来,但,仍然抿着嘴笑。

“你笑什么?”

“我没有笑什么。”

我为她们排解说:“你明知道她笑什么,又何必问她呢,饶了她罢。”

妻子对小丫头说:“不许到外头瞎说。去罢,到园里给我摘些瑞香来。”小丫头抿着嘴出去了。

从孩子间的懵懂感情,到恋人间的你侬我侬,许地山笔下的爱情,或朦胧可爱,或深情可叹。在那群情激昂的年代,要么像苏曼殊那样愤懑地遁入空门,要么像茅盾那样积极地投身革命。如许地山这般“不合时宜”,注定被边缘。

“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,等到成熟,才容人把它挖出来。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,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,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。”不知你还是否记得那篇《落花生》里的这句话。正如他笔下的花生一样,许地山从不是什么英雄。

在世人眼中,他的扮相稍显古怪:头发长长、蓄着山羊胡,大拇指上戴一枚白玉戒指,常年穿着可能是自己做的土黄色对襟长衫,一点不像留洋多年之人。

在好友老舍的记忆中,许地山分外可爱,永远不会说“不”。“去伦敦买黄花木耳?好!模仿小脚老太打高尔夫球?好!给一个小副刊写文章?好!”

妻子因购物砍价而迟到,他幽默地谅解:“你浪费我许多时间,可是又为我节省很多金钱,到底我没有吃亏。”

学生当众顶撞他,他温和地化解:“好哇,好哇,你说说看!”

对许地山的评价

许地山待人接物极其真诚,去世时有人感叹:“老年人失掉了快活的谈话伴侣,中年人失掉了热忱的同志,少年人失掉了开心的先生,孩子们失掉了淘气的老伯。”

而这与世无争的外表下,其实有着鲜明的是非观和责任感。有官员前来劝阻他不要推行新文字运动,他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;全面抗战爆发,他二话不说上街演讲;他信奉基督教,但不妨碍在小说中质疑上帝。(那次美文网:https://www.naci.cc/)

显然,这位看似超然的好好先生,其实根本就没有忘情世事,不过是借文字来平衡心灵。而这种选择其实是20世纪初西方文明闯入后,传统知识分子的无奈之举。

“他直如秋夏间的鸣虫,生活的期间很短,并没有想到所发的声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,只求当时哀鸣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。

他没有派别,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,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,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。”

许地山在49岁时英年早逝,他没有红过。他所处的时代太过于兵荒马乱。他像落花生一般被散落在了民国时期。他没有犀利的文风和革命的热血,他始终是留有余地的;他也没有退隐的消极,他终究是有情人。“以入世的精神出世,以出世的精神入世”,这让他无法在抗战年代家喻户晓,可惜吗?

但其实许地山也没想要红。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:“写文的时候,每觉得笔尖有鬼。有时明知写出来不合时宜,会挨讥受骂,笔还是不停地摇。有时明知写出来人会欢迎,手却颤动得厉害,一连在纸上杵成无数污点。”他不会为了要“红”而写作,他的赤子之心从未变过。

郁达夫曾说:“许地山在那一个时候,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,后来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,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。而集这么多学问家于一身,在现代作家中也是罕见的。”

正是中国文学的赤诚之心深深地感染了张爱玲,而后者也在时代的浪潮中脱颖而出。最后许地山将自己的思想和学识幻化成一篇篇空灵幽远、有独特气质的散文,在民国璀璨群星之中,成为一颗闪着微光的文化遗珠。

在他去世七十余年后的今天,我们满足于快速阅读,迷失于城市纷杂,我们却相信这颗明珠仍不会消失,这些空灵、真诚又不乏妙趣的优美散文可能不会大红大紫,但就这样在一个冬日被你发现,喜爱,然后长存心中,足矣。

    张爱玲心中的理想父亲—许地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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